中世纪修道院对欧洲文明的贡献

卫金桂

修士最早在基督教世界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很难考究，有学者认为是阿育王的传教士将佛教生活方式传到近东所致。但修道院大量涌现及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是三世纪以后的事。起初名称因地而异，如隐修院、修道院、神学院，等等，后来基本统称修道院。

修道院如此发展，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的社会动荡堕落、蛮族入侵、异民族宗教和文化泛滥密切关联。在如此社会大环境下，基督徒本身的堕落也令基督教内部的正人君子们惊讶愤慨。比如神学家奥古斯丁在其名著《上帝之城》中就抱怨教堂空无一人，教士们都跑到大街上欣赏美妙的酮体去了。一些虔诚的教士主动隐逸到偏僻之所，意欲抵制这种堕落，保护或恢复最早的基督教价值观，同时保全性命。诚如著名文化史学者威尔.杜兰特的研究如此认为：“成千的男女从这‘淫欲罪恶的世界’逃避至修道院及修女院，这并非说明他们的怯懦，而是暗指中古生活极端的混乱、不安与暴戾。”

于是在地中海沿岸、主要是今埃及、叙利亚版图内远离尘嚣的沙漠或洞穴里，越来越多的人隐蔽下来作“隐士”（希腊语中有荒芜的意思），三世纪的尼罗河两岸充斥着男女修道院。有学者统计，大修道院的修士达三千多人，大型聚会时可以聚合起七千人左右参加。皇室和富人的馈赠成为修道院扩张的经费和地盘，怕死的富人裹挟大量资产投奔修道院，这些都为其带来了海量免税财产。修道院为捐助人提供固定年金，保证他们的饮食和住宿，使其安享晚年。

修士们的生活有很多方式，禁欲、自我鞭笞、个体苦修、群居祈祷、献身劳动、扶危济困，等等。其中有些人创造出骇人听闻的自虐方式，如柱顶苦修几十载的圣西缅。即便修道院具有了很强的社会影响力之后，主流生活依然克勤克俭。比如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在豪华的宫廷里过着克勤克俭的生活。有些修道院长出于礼仪需要，表面上非常华丽，有的坐骑达60匹，但实际上过着清规戒律的生活。

起初的修道院与教会基本没有关系，修士修女们的过度自虐、反对生育、攻击婚姻，等等，和基督教的价值观也有多方背反。但由于修道者往往标榜与基督教有关，他们的精神也感动了教会。再则，教会是不能容忍这些“迷途的羔羊”任意发展下去的。由于教会的努力与二者不少方面共有的价值观，修道院和教会的关系不断加强。从451年起，一项规定开始生效，那就是新成立修道院必须得到教会的同意，修道院也就被看作教会精神上的下属机构。

修道院成长的时期，欧洲尚未形成民族国家，后来由国家组织的文教卫生、监狱、慈善、建设等各个部门都处于基本空白状态，修道院承担起了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修士修女们日积月累的付出所提供的道德、法律、教育资源，成为中世纪后期西欧巨变、构筑起引领近代世界文明体系的泥瓦砖石。

一、修道院对古典知识继承的贡献举足轻重

由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与基督教一神教的背离，基督徒传播知识在理论上被认作异端，但这种矛盾实际上并没有阻挡修道院对知识的传播。恰恰相反，很多被希腊罗马知识浸透的修道士是修道院的顶梁柱，他们进入修道院或个人隐修时，并未抛弃所藏图书典籍、放弃对古典知识的研读传播。绝大多数文学和神学研究都在修道院里实现，宫廷学者不仅基本来自修道院，去修道院回炉提高也是常态。可见，以修道院为主场所阐发的经院哲学是中世纪学术的顶峰。孔多塞说：“由于经院哲学之助，使得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威廉.汉密尔顿也言：“方言文学所能达到的精确性与分析之精微，应归功于经院派学者。”这并非想当然的说法。

比如四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圣哲罗姆立意隐修，随身携带包括维吉尔和西塞罗等人著作的大批藏书。他在山洞里阅读写作达34年之久，留下了五十多种著作。圣哲罗姆第一次将《圣经》由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成为四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著作。以后虽经两次修订，至今仍是天主教世界的通用译本。在6世纪以前的欧洲，只有教会人员识字，欧洲人都是圣经的信徒，拉丁文作为古典文明的载体借助圣经被普及，对于希腊罗马文明沿传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查理曼帝国的情况尤能说明修道士对区域文明振兴的影响。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文化领域一片黑暗的年代，查理曼任命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阿尔琴担任修道院长。阿尔琴鼓励僧侣将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圣经》及其他古典书籍进行精益求精的整理，不仅促成了著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而且保留了大量精美的古代典籍。另一名扛鼎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在成为修士前后均饱读希腊罗马著作，他留下的230篇论文及其他著作如《忏悔录》、《上帝之城》，等等，在西方神学、哲学、文学史上均处于顶尖级地位。

修道院对古典文明的研究传承，为现实和未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那里除了是教皇、主教、国王咨询机构人员的输出地，修士们卷帙浩繁的手抄文本，还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用希腊罗马典籍的主要来源。此外，连早期王室的法庭代言人也都由僧侣担任。只是由于他们本职工作繁忙，大学培养的律师逐渐取而代之。由修士尼科勒和安东尼二世合著的逻辑教本《沉思的艺术》，直到20世纪初才淡出人们的视野。

二、修道院是欧洲新知识的孵化器

修道院编年史由埃及和中东传到西欧，它留下了大量关于建筑、天文、疾病、灾害及其治理等反面的知识。这些有的是生活所需，有的则是刻意而为，后者尤其表现在技艺方面。比如，为了寻求满足感和生活之美、使单调辛苦的生活丰富一点，修士修女们钻研居所的装饰手艺，研练祭坛、器皿、圣骨箱、神龛、弥撒书、壁画、圣像，等等的装扮方法，美化其外貌与形状，在色彩、纹饰、图形反面有诸多发明创造。考古出土证明，很多修道院都有工厂，金工、木工、画家、石匠都由僧侣甚至修女担任。早期罗马大教堂的建筑师都是僧侣，11—12世纪，吕克尼修道院为西欧提供了大部分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师。直到1563年以后建筑师才成为专门职业。至1300年，欧洲教士与修女的数量已经不相上下。在女红纺织方面，修女们为圣坛编结亚麻，为神父缝制祭袍，中世纪最精美的纺织品都出自修女之手。

正如12世纪的文献所记载的那样：修士修女将心智的怠惰、精神的散漫完全抛开，“所有希腊拥有的关于颜色的变化与混合；托斯卡纳人对搪瓷的认识……所有阿拉伯人的必需作品有可伸缩性、可融性或雕镂过；所有意大利金饰以金质的花瓶与雕刻的宝石和象牙；所有法国所珍视的各种名贵的窗户；所有那些被颂扬的金、银、铜、铁器或木石巧艺”，都得到发扬光大。11—12世纪的圣阿尔班修道院、罗姆齐修道院、喷泉修道院，等等，都是艺术史上的杰作，它们皆由修士修女亲手建成。

修道院还是学校教育和公共图书馆的主体创建者。

在查理曼以前，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明程度高于法国，主要得力于修道院的突出发展。查理曼也是援引了这两个地区的修道院资源，发展本地修道院和文教事业的。公元787年，他对法兰西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长发布《文学研究之训令》，规劝修道院设置学校，使其成为实现普通教育的平台。他还资助和鼓励修道院发展周边的文教事业，扩大教育范围。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不同修道院之间的书信往来和互访日益频繁，交流学术活动和工作经验成为常态。修道院之间还派年轻的修士修女跨院进修，成为欧洲学术团体交流的开始。访学者摘抄回来的他出典籍不仅丰富了本院的图书库存，也影响了区域文教。

从9世纪开始，重要学校都附属修道院。多数女修道院开办女子学校，乃妇女学校教育的开始。查理大帝在英格兰、爱尔兰聘请人才，充实修道院及其附属学校。修道院往往是当地的学术中心，它可以给穷学生提供免费食宿、乘车等方面的方便。12世纪后期开始，文教中心终于由修道院开始整体性向大学转变。有些修道院以后发展成了著名大学，如剑桥大学、罗马大学，等等。女修道院是第一个对女子进行文明和知识教育的场所。这是人类历史上飞跃性的进步。

最初的教师中，相当多的部分是修道院僧侣，他们交给学生修辞、理则、数学、几何、医学、音乐和天文等知识。为了服务于大学，修道院日益强调对修士进行知识和个人行为方面的规范性培养。这些为大学服务的新修士与老修士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与社会保持密切接触，而且将对公众的服务看作日常生活的基本部分，在大学、医院、救济院的创办与维持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从这时开始，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地位开始超过修道院，比如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方济各会修道士需要定期到大学学习，大学生里也有修道院长和修士。

在修道士向老师的转变过程中，12世纪兴起的多明我会尤其值得一提。该会教规规定知识的需求高于一切，其修道士的主要职责是传教而非自修，因此要求必须掌握扎实的神学知识和演讲才能面对听众，这些要求正是一名好老师的基本功。多明我修士在人文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到自然学院学习三年，最后到神学院亦即高级学院学习。学员学成后在传教活动中对知识的输出力度不言而喻。

公共教育的普及方面，世俗图书馆是必备配套设施，修道院也有奠基性贡献。

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圣本笃要求所有本笃会修道院必须设置图书馆，后来加尔都西会（苦修会）、西多会等修道院也加入搜书进程。但由于图书昂贵，起初藏书只有十几部几十部，日积月累渐成规模。13世纪法国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圣路易建立圣沙佩勒图书馆时，100家修道院为它提供了抄本，馆藏大为充实；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教皇图书馆也多受修道院惠赠。修道院图书馆还向学者和大学生开放。这股图书馆热波及面很广，连冰岛那样偏僻之地的修道院也出现了图书馆。

当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日益普遍时，近代欧洲的曙光便越来越亮了。

三、修道院是欧洲社会开化的主要推行力量

罗马帝国时期，即便凯撒经营下的高卢，也处于极其荒蛮的状态，更何况不列颠、北欧等地更是，这种状况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有非常清楚的反应。未开化的维京人、日耳曼人等蛮族烧杀劫掠，海盗盛行，几乎不懂劳动得食为何物。越到北边，荒芜阴冷和野蛮越加明显。经济学家马克.布洛赫如此描述11世纪的欧陆：“如今只在我们幼儿园童话里出现的野生动物——黑熊、尤其是狼—在荒野到处觅食，甚至在田野里也会出现……夜晚，只有微弱的烛光，四周一片昏暗，非常的寒冷。中古时代的巴黎总为野兽所侵犯，所以贵族打猎的队伍才轰轰烈烈。总之，在所有社会生活后面，是一个原始的、屈从于不可抗力的、未经改善的自然差别的背景。”

修道院是改变以上境况的前锋。

约公元360年，圣巴西尔将修道院制度进行了改革，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淡化了苦修，强调劳作，认为耕作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6世纪时，22岁的哥伦班在法兰西孚日山区创立修道院，他的弟子不少，其中不乏富人。修道者们一起清理林木、耕田、收割、架桥、修路、排干沼泽、组建工商业中心，树立起劳动的尊严。千千万万修道院以强大的渗透力，改变着荒凉的欧洲。

11世纪的修道院改革中，法兰西的贝尔纳在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创立的西多会修道院对欧洲的土地开发产生了尤其重要的影响。该会规定不由农民供养，修道院必须建立在无人居住的地方，而且谢绝封建庄园主以赠与的方式提供财物和农奴劳动。这一要求克服了建立老式修道院高昂成本的限制，只需领主赐予一片荒地便可，而这样的荒地随手可及，修士修女的辛勤劳作使开发进程迅速加快。诚如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所指出的：“禁欲主义独身者的廉价劳动力，出价大大低于已婚男性劳动者要求的必需的最低工资，这是中世纪晚期修道院生意不断扩张的主要原因。”西多会修道士的克勤克俭产生的巨大感召力将更多人吸收了进来。比如贝尔纳在一天之内便说服法兰西国王的胞弟当了修道院的洗碗工。到1153年伯尔纳去世时，西多会修道院发展到343个，13世纪末这个数据又翻了一倍。大的西多会修道院之修道士多达五六百名，总数在六万名左右。

修道院对欧洲开发的成绩在很多地方显示出来，比如在英格兰约克郡，修士们将大量沼泽地改造成优良牧场，使那里成为英国羊毛生产基地，为英国织呢业的兴起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欧粮仓的开发过程中，西多会修士也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很多欧洲城市如德国不莱梅、富尔达、维尔茨堡，等等，都是围绕修道院、主教宅邸等发展而来。

开化当然不只是荒地变成农场、牧地，蛮族人的开化和其文明程度，才是更重要的指标。在这方面，修士修女们敬老、爱幼、服从、谦卑、忍耐、慈悲、纯洁、忍耐等美德，都深刻影响了民风。

本笃会会规中爱邻人如爱自己；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救济穷人；援助在患难中的人；安慰忧苦者；不放弃仁爱，等等，被著名文明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誉为“中世纪人类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之一。”这绝非过誉之词，有比比皆是的事实说明。

比如：由于当时的女孩子出嫁时需要一份嫁妆，修道院成了贫困人家托付没有嫁妆的女儿的地方，资助贫困女孩子嫁妆使其成婚也是常事；修道院是弃们最愿意选择的归宿；供养前来乞食的农民直到他们有了收成是修道院常有的情况；被克洛维王朝俘虏又逃跑的图林根公主发动上层女士集聚成的女修道院做着最低下的工作，尤其关注贫困下层人民的生活；方济各的托钵僧被规定只能住在民间，被明确要求关怀麻风病人；最常见的医生和护士是修士修女；修女抄写及装饰古籍、收养孩童施以启蒙、教授卫生常识与家务技巧；修道院吸引周边农民做杂役等工作，有意无意让他们过上宗教生活；它还训练人们从事合作性劳动、读书、研究学问。人们愿意把钱财寄放在修道院，是对修道院品质认可的有力旁证。

在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方济各修士针对一些教派所谓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罪恶的的说法，对大自然、阳光、一草一木、各种生物都给予了深沉的爱意，留下了很多诗文，重现了维吉尔田园诗般的热情与诚挚，他们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感染了贫困交加中被基督教沉闷思想约束的人们，为人文主义兴起积累着星星点点。

修道院还收留战败或看破红尘的王侯将相及家人，对他们进行人道、心理和生存救助，开人道主义之先河。比如教皇哈德良一世和查理曼联合打败伦巴第王国后，将其国王狄西德里乌斯关进修道院；105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科姆内努斯让位去修道院；查理曼死后，他的儿子路易即位，将其父亲的情妇和姐妹们的情夫都送进修道院。部分修道院在自己管辖区内有一定豁免权，阻止皇家官员进入其领地，借此保护了一些受害者。这些例证说明，人们经过长期的文明训练和自我修正，远古以来对手之间你死我活的唯一对抗方式在逐渐软化，向人道方向过渡。

在没有慈善机构和学校、司法体制极为薄弱、生产力严重落后的当时，修道院为教育、人身保护与救助、欧洲地区的开发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学者布莱恩在其名著《西欧中世纪史》中如此说：“我们对于修道院制度在10、11、12世纪时期西欧文明中的重要性，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威尔.杜兰特针对因为部分修道院腐败引发的舆论批评说：“倘若历史能够仔细地记载女修道院正反两方面的事迹，我们深信他们的丑行，实际上不及优良行为的1%......回顾19世纪基督教社会的英雄，君主及所有的圣者，我们将发现，没有多少人，其人格的完美，能与这时的修女相较。他们恬静虔诚的生活，及甘心乐意的服务精神，确实令以后数代的人们受惠无穷。假如我们将全人类历史的罪过置于天平上，这些妇女的美德，将更具重量，而足以补偿人类所有的罪？”确实，正因为修士修女多是纯洁的人，其简朴、勤劳、自律的生活方式，在罗马帝国后期礼崩乐溃的时代，是疗伤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温床，将欧洲人带出了野蛮，使其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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